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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人是典型的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匮乏。我的个人阅读史开始于1973年，那年春天我10岁出头，告别抚育了我近10年的祖父和祖母，从四川威远县的一个寂寞的乡村到内江市内与父亲一同生活。到城里上学不久，父亲让我读小说《闪闪的红星》。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对我的意义就是让我明白我能够读小说了。

　　此后数年间，我与同龄人一样，阅读了不少“革命小说”。我找不出这些小说对我心智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它们只是填补了一个少年在那个文化贫脊时代阅读的空白。上中学后，我开始读鲁迅的书，他的小说和散文都震撼我青春的心灵，那些辛辣而又醇美的文字，令我无限热爱。老师讲课时说鲁迅的文字是“入木三分，牢不可拔”，我在读鲁迅时真的试着用拔钉子的力气要在他的文中拔出几个字来，实在是一个字都拔不出来。文如其人，鲁迅的文字，就是鲁迅的人格和精神。认真想来，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影响我的心灵的文学家，虽然我在中学以后，就没有机会专心阅读鲁迅，但他的文字，至今沁润着我的心田，并且戒约着我的笔端。

　　在整个中学时代，除了读鲁迅之外，我还自由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背诵了不少。解禁后，也阅读了《红楼梦》。这个时期，我开始做文学少年的“当作家”的梦了。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1978年考试升入高中。考试改变命运，一考定终身。那些年高考的压力对于当事的学生，绝不下于今天。但因为有文学少年的梦想打底，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压力，除了低调按老师的要求备考外，我依然故我地沉醉于古典文学的诵读。当时，我又转学来到在云南绥江县做中学语文教师的母亲身边。绥江县城是金沙江中游的一个滨江小城，我每天傍晚饭后就会手持一册古文或古诗，来到涛涛奔流的江水畔放声诵读，直读到四色瞑合，与天地同醉。同样，中学时代以后，我就没有机会专门阅读古典文学了，但古典文学将母语最璀璨的精华浸润了我，使我在日后的漫漫学问人生中源源不断地受到滋养培育。

　　鲁迅和《红楼梦》等不朽的古典名著，开启了我稚嫩的心灵的文学梦想，而在绮丽的文学少年的梦境中，当时生活的困厄被淡化了。这就是我在那不幸的少年时代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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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相信冥冥中真有命运主宰，但我也不会事先相信命运安排了一部书来改变我的人生志向，从而改变我的人生道路。

　　1980年我很顺利地通过了高考难关，而且很意外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然而，更意外地是招生人员将我“分配”进了哲学系。我当时报考的是北大中文系，因为我还执着地做着文学青年的梦。接到录取通知时，我当时失意的苦楚，决不弱于贾宝玉在洞房花烛夜见到的不是林妹妹，而是宝姐姐。我是怀着非常无奈的心情走进北大，走进哲学系的课堂的。然而，上学不久，我从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手中看到了刚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我此前并不知道朱光潜，但一种冥冥中的神力促使我从同学手中抢过来阅读这部书。

　　这部还散逸着油墨和纸页混合的新鲜香气的书，为我打开了一个神奇华美、无限芬芳的世界——美学。此前，我不知道世间有美学，正如我不知道朱先生。那位同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阅这部书的，因为限时要归还，我大概是在夜以继日地两天内读完这部书。这两天，我被朱先生晶莹剔透的文字和孕育这文字的那颗水晶般美丽的心沐浴和彻底洗礼了。这是我阅读史中忘怀物我的两天，在这两天中，我心目中只有这部书。两天之后，直接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我每每拜读到得意忘形而手舞足蹈时，在这部崭新的书上留下了即兴勾划的累累墨迹，还书时，一位大概比我母亲年高而且非常慈爱的女图书管理员不得不照章判罚我13元人民币(当时我们用一月22元的助学金，可过上“奢侈”的大学生活)，然后责备我“你真给你妈妈生事”，但我自豪地告诉她“我妈妈知道了会为我庆贺”。因为，第二，在缴完罚款后，我就开始查阅图书馆的美学书目，自此进入了我将毕生献奉的美学专业。

　　1981年暑期四川云南地区洪水泛滥，我与一中学同学自四川宜宾返绥江，金沙江沿线车船停运。我们俩不得不徒步逆流而上，在险恶的洪水侧畔觅路爬涉了两天、走完190华里路程。我们各背着一只沉重的旅行包，在我的包中放着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五册加了硬皮包装的书：黑格尔《美学》4卷，丹纳《艺术哲学》一卷。这个情景，对我后来的人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后来至今近30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是青春无悔地肩负着美学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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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个人近30年来的观察，我认为可以将阅读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个人阅读，时代阅读，时尚阅读。“个人阅读”，是基于阅读者个人心性、志趣而进行的选择性阅读；“时代阅读”，是阅读者顺应时代风气、思潮而进行的适应性阅读；“时尚阅读”，是当代消费文化产业制造而裹挟阅读者进行的消费性阅读。时代阅读和时尚阅读都是非选择性的，阅读者是其所阅读的“时代”或“时尚”的“产物”。

　　阅读本是个人的事，阅读的真趣和真谛都只能在“个人阅读”中实现。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时尚则是当下的消费文化时代的基本表征。在今天，“个人阅读”总是与“时代阅读”、“时尚阅读”交差粘连的，它总是从正面或反面折射出“时代”和“时尚”的印记。作为一个自觉的阅读者(更毋宁说学人)，应当采取的有益阅读原则，不是简单屏蔽“时代阅读”和“时尚阅读”，做“个人阅读”的套中人，而是积极利用“个人阅读”的选择性去筛选、吸取“时代阅读”和“时尚阅读”的有益资源。

　　我在1984年末选择美学为毕生治学专业，完全是基于个人心性与朱先生的著作的神奇际遇。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个人选择却不期而遇地迎合了正在酝酿的80年代初期的当代中国第二次美学热。因此，读美学，就成了80年代的一种“时代阅读”。美学热带来了康德以来的西方美学、文艺理论著作的大批量的急速翻译和介绍，让人感到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将200余年间的西方美学、文艺思潮再现在读者的眼前。作为一个初涉美学的学子，我所能感受到的是各种云翻雨覆的观念、主义的撞击和剿袭。越过美学领域，更可以看到，急于“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的文化急流，在这个急流的裹挟中，阅读变成了唯恐不及的贪婪暴食，并且形成了“翻译-阅读-转述”的学术生产链。经过这个生产链的非消化性碾磨运动之后，不仅西方学术咸酸不解，而且透支性地消耗掉了中国社会的阅读热情。正因为这种阅读激情被耗尽，80年代狂飚突进的“时代阅读”，在90年代被消费文化产业轻易地转换为无序运动的“时尚阅读”。

　　回顾近30年的阅读史，我非常庆幸的是在北大求学10余年，培养了我具有选择性和主动性的阅读意识：以经典为根本，以历史为导向。我以这两个原则非常挑剔地选择论著的购买和阅读，应当说，我的阅读总量是偏少的，而且保持了与阅读时风的应有距离。但是，我认为，就我的专业治学和个人的心性陶冶而言，这种阅读的挑剔和距离是必要的。

　　以自我确定的阅读原则来判断，大学四年是我阅读的黄金时代，我不仅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中西哲学史训练，而且细致地阅读(啃读)了一批非常艰深的中西哲学文化经典著作。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则是我当时手不释卷的精粹深邃至极的美学导读。通过对这些不朽的人类精神瑰宝的研读，我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被重新塑造和提升了。其中，庄子和柏拉图在我的心灵中引起了极深刻强烈的共鸣，我的学士论文就写的《庄周美学与柏拉图美学比较研究》。我认为，当时对他们的阅读，不仅奠定了我中西美学比较思想的起点，而且形成了我后来学术思想两个极根本的精神元素。

　　这30年中，我倾心阅读的伟人先哲，在庄子和柏拉图之后，在西方是康德、谢林、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而在中国是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在文学方面，我特别热爱屈原、陶渊明、曹雪芹、荷马、歌德和卡夫卡。读这些伟人先哲的书，总是惊喜于“圣人先得吾心”，身心俱乐，南面之王不可换。他们的智慧和情怀，虽然我远未完全领悟，却给予我至深无名的心灵启迪和生命滋养。正是凭了这些启迪和滋养，我的个人阅读激情，不仅没有被80年代的“时代阅读”的贪婪暴食耗尽，而且也没有被90年代的“时尚阅读”的消费文化机器吞食。

　　读书，是需要境界的。而读书的最高境界，是由两个前提形成的：一是阅读经典，二是用“心”阅读。个人阅读30余年下来，感到阅读之难，也正在于这两点：一是时风裹挟，难以抓住和守住经典；二是即使与经典朝夕相处，也难有几时真正把“心”用上。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阅读不仅全面快餐化，而且正在计算机-网络化，个人阅读的至境，似乎正在变成一个难以重现的昨夜童话。

　　风已去，水已远，守住青山沉静，心会蓝天深处白云一片。这，就是我所眷恋的阅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