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一批杰出大学校长不看重校长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而是将其当成实现教育理想的手段。他们的言行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旧中国一抹温暖的亮色。

　　“有一次走过校长室门前，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说是送饭给校长吃，我就打开盖子看一看，一碟木樨炒肉，一碟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我们当穷学生的总以为校长每饭所用，虽不是山珍海味，总亦离不了三盘四碗，谁知道竟是这样。其实他老先生一生都是这样。”忆起自己的老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段锡朋总也忘不了这次“巧遇”。

　　像这样恬淡寡欲、廉洁奉公的近代杰出大学校长，并非蔡元培一人。张伯苓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住所在羊皮市场中，久闻其臭。张学良亲睹后不禁惊叹：“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

　　大学校长如何对待待遇问题，表面而言是作为个体的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其实质却是大学校长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的一种反映。因而大学校长如何对待待遇问题也就与大学校长怎样管理学校、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构建什么样的校园有了密切的联系。近代大学校长在对待待遇问题上大都是不予计较的，他们之中的一些杰出代表出任校长并不是看重校长较高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而是将其当成实现教育理想的手段。

　　乐善好施　高洁清廉

　　在对待待遇问题上，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堪称“廉”、“俭”典范。他出任校长，一住进校长住所（即清华的甲所，法定为清华校长住宅，上任搬进来，卸任搬出去），就主动放弃几任校长照章享有的几种特权，自己付家中工人的工资和电话费，不要学校每月无偿供应的两吨煤。抗战期间，他身为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依然和其他教授一样住在租用的简陋民房里。他的夫人卖过点心，摆过地摊，当过衣帽厂工人，在医院里做过代班。梅贻琦一生没有什么积蓄，病危住院费、死后的殡葬费全都是由校友捐助的。清华大学的黄延复教授对梅贻琦素有研究，他认为梅贻琦节俭、廉洁，但不吝啬。

　　据他的学生回忆，遇到该花的钱，梅贻琦“乐善好施”超乎常人。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职工到营救被捕同学，他都“身先士卒”，慷慨解囊。他曾参加过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结束后他把给自己的全部津贴为“清华驻美办事处”购买了图书。

　　1962年5月他病危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他去世后，秘书立即加封，后来组织专门人员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清华校友林公涵曾动情地说，梅贻琦“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

　　内忧外患也要保障教职员工待遇

　　近代大学校长是在政治动荡、经费非常拮据、内忧外患深重的环境中主持学校的，因而学校经常面临着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一些大学校长想千方、设百计来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不仅反复向政府争取，而且苦口婆心地向社会募集资金。为了保障教职员工的基本待遇，有些大学校长宁可降低自己应该享受的薪俸标准，甚至无偿地履行校长之职，也要尽可能保证教职员工待遇不降。

　　在这方面严复作出了表率。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过7个月时间，却在校长任上为北京大学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坚决反对停办北大，使北大度过存亡危机。二是积极请款，采取措施力保教职员薪水不减。

　　严复接办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后，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就是学校经费无着落。在清代，大学堂经费每年有银20万两，1905年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经费由学部掌管，大学堂按月向学部领取。辛亥革命爆发后，“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绌”。严复上任后，与学部反复磋商，商请用款，没有回应，不得已借债应付。

　　但不久，财政部下令，京内外各衙门及学校教职员月薪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坚决反对削减教职员薪水，建议“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经过积极争取和校内精简机构等方面的改革，严复在很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教职员薪水的照常发放。

　　做尽力多而拿报酬少的人

　　蔡元培作北大校长时，虽然每月拿600元的校长级高薪，但因经常捐款支持公益事业，周济有困难的朋友和同事，加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教职员薪金常不能及时如数拨付，蔡元培经济仍不宽裕，常年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蔡元培认为客观世界是无涯、无始终的，一个人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幸福，就要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尽义务。在对待工作和报酬上，蔡元培认为，“吾们做事是为事情而工作不是为报酬而工作”的。他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尽力多而报酬少的。这是最好的人，自然人人都欢迎他。第二，尽力与受报酬相当的。这也算是中等的好人。第三，尽力少或未尝尽力（能力少或全无能力）而受报酬多的。这是最下等。”蔡元培就是属于最好的人之一。蔡元培一生两袖清风，虽几任要职，从未置产，直到晚年连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屋都没有，书籍寄存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处，没有一个集中搁置的地方。他的朋友和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西林、赵畸、罗家伦等曾于1935年下半年他七十岁寿辰前夕，倡议大家集款为他建造一幢供住家藏书的书屋，这一倡议发出后立即就有数百人响应。后因抗战爆发，松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

　　学校不可有贪污有市侩

　　在对待待遇问题上，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谓严于律己的楷模。张伯苓曾席不暇暖，风尘仆仆于国内海外，为学校募得巨额经费。所有这些，他不曾让一文入了私囊，分毫不差地交到学校。他为学校增辟几处校址，盖起一座座楼房，为教职员安排舒适合用的半西式独院住宅，却从未想用学校的钱替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而是一直住在南开中学后边电厂旁边一个羊皮市场中的3间平房里。

　　张伯苓每次给教师职员加薪，从不给自己加，而是把自己的工资降到比一般教授还低的水平。张伯苓经常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每次到北京总是住前门外一个普通的客店，每天房费一元。这等客房设备不好，且臭虫特多，所以他每次总是自己带盒臭虫药设防。张伯苓常说，“社会可以有贪污，学校不可以有贪污”，“社会可以有市侩，学校不可以有市侩”。在他的示范下，他的部下也能洗手奉职，纤尘不染。当时建筑承包者都要拿出一部分工钱，向主事人送礼，谓之“回扣”，这已成为社会上不成文的规矩。然而总管南开建筑、财务的华晴午不但拒之不受，还愤然作色，处罚送礼的人。以后的承包者均以此为戒，不敢再行贿了。

　　正是这些优秀的大学校长，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校发展为重，不计较报酬，不讲求个人待遇，不在乎个人利益得失，具有奉献为公的品质，才使他们生前生后都赢得社会的赞誉，才使他们具有人格的感召力，进而推进了学校事业的发展。（作者系武汉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校长语录

　　严复（北京大学校长）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

　　“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

　　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

　　“日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智理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现在教书的想做官，做官的想发财；但大家要看得远一点，要有赤子之心，做一个平凡的人。”

　　竺可桢（浙江大学校长）

　　“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